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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三年困难时期责任的一些看法  

2016-04-30 12:31:0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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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生:关于三年困难时期责任的一些看法


 农业国进行工业化时期,如果不能对外劫掠,内部必然增加积累,压缩消费,改变原有社会总产品分配比例关系,使产品分配向积累大幅倾斜,打掉生产者最低消费水平的安全冗余量。这时,任何一点诱因,经济任何一点波动,都必然导致生产者获得的消费品不足,出现饥荒或大面积营养不良,导致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。

  毛泽东的责任:提出1070万吨(人均18公斤)钢的目标,在接近平台的关键期退二线把担子交给缺乏威信的接班人。

  接班人的责任:新官上任三把火,急于树立威信,放任浮夸。

  彭帅的责任:在纠左的关键时刻跳出来,攻击接班人,提出继续抱苏联大腿,导致纠左失败。

  官僚集团的责任:迎合上意,冷血征粮,掩盖灾情,延误赈灾。

  1950年代的高速发展,与中苏密切合作分不开。但是到1950年代末,情况出现了变化。中苏合作基础有两个,第一是苏联在二战中损失了大量壮丁需要中国劳动力;第二是赫鲁晓夫搞掉马林科夫、搞臭斯大林导致国内政权不稳,东欧动乱,需要中国声援。1950年代末,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,经过10多年的休养生息,苏联壮丁开始恢复,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地位也开始稳固了。于是,赫鲁晓夫提出新的条件:中苏继续合作,中国成为苏联卫星国。毛、刘、邓,都不同意。

  赫鲁晓夫这种要价,相当于一种讹诈。中国当时虽然有了156个大项目,但是基本都是在苏联人指导下完成的。从工程师到技术人员,都是老大哥指挥,中国人跟在老大哥后面转。还处在学徒的地步。

  一群土八路得到了政权,国家百废待兴,谁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发展,技术官僚中很多是旧政权中过来的。何况,民国时代,大家都懂的,基本没有工业基础,经济基本放任自流,所以这些技术官僚也没多少实践经验。大家对如何发展工业化其实也不太懂。工农业之间的分配关系,人口的增长,如何平衡,完全没有经验。

  1956年,毛泽东在《论十大关系》里面强调要尽快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,也不仅包括苏联,也包括当时尚在敌对状态资本主义国家。不仅包括生产技术,也包括管理技术。

  但是,缓不济急,时不我待。

  1958年,中苏关系破裂在即。中央提出大跃进,希望自己走自己的路。这条路,自己完全没走过,但是怎么办呢?

  回去找老大哥?老大哥当然欢迎中国回去,不过代价是要中国做奴。中共早期,仰赖苏联,多次被出卖,吃过亏。毕竟国家间是以利益为重,如果事态发展对苏联更有利,苏联利益和小弟利益冲突的时候,苏联必然会牺牲小弟的利益。

  除了没有经验,还有一个不利因素,就是前几年国家发展顺利,给高级领导层面带来的过高的信心,让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经过近10年高速发展以后,经济增长即将进入平台期。

  于是,毛泽东提出1070万吨钢的指标。这个指标定高了。

  高是相对当时中国的生产力而言。1949年解放,钢产量15万吨,按5亿人计算,人均300克,够做一把菜刀。没记错的话,英国的钢产量,在19世纪初,就超过1949年的中国了。人均更高。没有那样的钢产量,怎可能进入蒸汽时代?大炼钢铁,是目标1070万吨钢,人均18公斤。大家可以去健身房找个20公斤的杠铃片看看,20公斤钢有多少。够干什么的?修铁路、造桥梁、盖楼、生产机械设备,都需要钢铁。中国当时就是那个水平。

  工业化时代,土法炼钢,好不好?有现代化的高炉自然好。没有现代化的高炉,生产一些低劣的钢铁,制造一些粗陋的农具和生活用品总是可以的。毕竟中国连生产必要的农具和生活用品的粗陋钢铁都不足。再说,如果土法炼钢能生产粗陋的农具和生活用品,那么就可以节约高质量的钢铁,用于更重要的建设。这是当时的想法。

  斯大林死后,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,弄死了贝利亚。然后,赫鲁晓夫又弄倒了马林科夫。斯大林钦定的接班人,没接上班。

  这件事情对毛泽东触动很大。

  毛泽东的想法是自己隐退二线,让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在一线,积累经验,树立威信,为日后接班铺平道路。

  问题是,在中国经济即将面临平台转折期的时候,毛泽东的后退,违背了危机时刻集权领导的原则,必然导致危机时刻的二元领导。这就为日后纠左困难埋下了伏笔。

 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当时也渴望做出一些成绩,树立威信服众。接班人的地位,其实并不稳固。如果考虑到1953-1954年的高饶事件,就会明白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当时的心情。

  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对经济有多大潜力也不清楚。他们只有一个目标,干出一番丰功伟绩,超越前人,树立威信。在这样思想指导下,他们开始了具体的操盘过程。他们在毛泽东提出的目标上进一步加码。短时间内,大量项目上马,各种经济指标一涨再涨。

  有兴趣的可以查一查,1958-1959年前后开工的重大项目有哪些。以北京为例,当时的工程包括:人民大会堂、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、北京工人体育场、全国农业展览馆、民族文化宫、钓鱼台国宾馆、北京火车站、民族饭店、华侨大厦。全国范围更多。比如:http://www.360doc.com/content/14/0820/20/5224942_403420016.shtml。

  有人说,大跃进完全是胡折腾,并不正确。

  上面希望什么下面就提供什么,上有所好,下必甚焉。这是中国官僚系统的特点。上面想法,下面摸得很透彻。上面提出高指标,下面再夸大一圈。官出数字,数字出官,不是现代才有的。层层报数字,抓落实,简政放权,其实都是电话往来。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。于是,亩产万斤,放卫星,全部冒出来了。

  韩丁的《深翻》里,对放卫星有非常生动的记述。路宪文的回忆,也提到吴芝圃怎么要求他,他怎么要求下级放卫星。当然,路宪文这样写的目的,是为自己开脱。不难想象,吴芝圃确实给他压力和诱惑了,但是如果他坚持,或者别为了冒尖把牛皮吹那么大,也没有后面那样征收。

  毛泽东意识到这个问题,于是开始在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上纠左。问题是,这时纠左很困难。接班人在一线工作,毛泽东理论上已经退二线。纠也不是,不纠也不是——纠左必然危害接班人的威信,不纠左必然导致经济崩溃。话说不到,纠左无效,话说重了,对接班人伤害太大,接班人必然有抵触情绪。再说,过分纠左,必然进一步破坏接班人的统御能力。所谓主少国疑,就是这种情况。

  毛泽东甚至发展到绕过接班人和他的助手,直接给全党党员写公开信(附:党内通信)。这意味着什么,外人一看就明白了。

  在这样的情况下,发生了一个意外。彭帅在庐山向接班人开炮了。彭帅把接班人的工作说的一无是处。

  这个意外有其必然性。当时大跃进确实出现了很多冒进的问题,彭帅不是放空炮(不过也是马后炮)。可以说,彭帅开炮与毛泽东纠左之间,不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毛泽东的纠左,必然伤害接班人的威信,这种情况下,必然有人跳出来挑战接班人。

  彭帅访问苏联,赫鲁晓夫热情接待,提出要统一步伐“对对表”。什么叫“对对表”?当时国内接班人和他的助手搞大跃进,虽然表面上是烈火烹油,实际上已经乱成一团,露出败像,彭帅同意不同意“对对表”?彭帅是否认为“对对表”是一种挽救败局的方法?当时毛泽东已经绕过接班人直接给全党写了党内通信,让大家赶紧补种杂粮、瓜、菜,表达了在浮夸、冒进上和接班人完全不同的意见。这意味着什么,明眼人一看就知道。彭帅是否认为毛泽东和接班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破裂的前夕?他是否认为毛泽东会接受苏联人提出的“对对表”的方案?最关键的是,他回国以后是怎么和毛泽东汇报的?这时,彭帅如果接受苏联人提出的“对对表”的对策,也是能理解的。

  彭帅未必有野心,但是却缺乏长远的眼光。他既想要国防现代化,有不想过高积累,彭帅的路子是继续抱苏联的大腿。彭帅的思路,继续抱苏联大腿,不能完全说是错——至少到1980年代,抱苏联大腿的国家混得都比中国好。只能说短视。短视没关系,问题他是国防部长,军队直接领导人。

  现在难题摆在毛泽东面前了,是挺接班人,还是挺彭帅?毛泽东试图调和,彭帅没答应,接班人也不答应。两个都是“有他没我,有我没他,留他留我,主席,你看着办”吧。接班人当然不能答应自己的威信受到这样的冲击。彭帅也不后退:你不满意他,我替你向他开炮,难道你还要偏袒他吗?

  毛泽东最终选择了接班人。这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:

  第一,如果牺牲接班人,那么必然导致自力更生路线夭折。接班人与彭帅的分歧,说到底是路线分歧,是独立自主艰苦奋斗搞工业化,还是投靠苏联搞工业化的路线的分歧。毛泽东肯定选择独立自主。这一点上,谁支持他,他支持谁,谁反对他,谁完蛋。

  第二,接班人及其助手的地位相比彭帅高,换接班人引起的政治地震必然更大。

  第三,如果因为彭帅的原因,拿下了接班人。那么就开了军人干政的先例。一旦形成惯例,即使别人当接班人,没有军队点头,也难以稳固。后任怎么接手?

  第四,接班人和他的助手并不是完全一无是处,毕竟当时上马的很多大工程,都完工了。

  于是,彭帅下台。

  国防部长,抗美援朝的英雄,下台,要给大家一个交代。于是,向下传达。

  这一传达不得了,下面本来还有些人有异议,看到彭帅的下场,再也不敢对大跃进期间出现的冒进说三道四了。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后悔传达范围太大了。

  彭帅这一搅和,毛泽东纠左失败,彻底不可收拾了。

  彭帅的思路其实不难理解。

  各国在工业化以前,主要产业都是农业,如果不对外劫掠,那么主要的积累自然都是来自农业。大多数兵源,肯定也是农民。大多数出身农民的解放军来说,大家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干革命,不就是为了日子过得好一点吗?现在打下天下来了,还要搞工业化,日子虽然有改善,但是大多数收成还是上缴国家,自然有怨气。

  苏联当年因为余粮征集制,闹出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。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把叛乱镇压下去,贤良祠中增加英烈。

  与之类似,日本明治维新以后,马上开始工业化,也没解决好老兵安置问题。结果闹出了西南战争,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成了造反武士的首领——武士的专业是杀人,给他们讲工业化需要节衣缩食,为了长远的发展,需要裁汰旧军队,他们理解不了。他们打下了天下,还要继续过苦日子,谁听得进去工业化的大道理呢?二二六兵变中,军官动员士兵说的是:满洲前线的士兵,姐妹还要靠卖淫生活,老农种出来的水稻,自己却吃不上……因为大多数士兵也是农村人。

  所以,彭帅当时的压力肯定也很大。再说,彭帅在朝鲜和一个工业化国家对过阵,心里深知差距。他选择能搭苏联顺风车就尽量搭,也是情理之中。

  1959年年底,放出的卫星要兑现。吹牛皮要上税——没收那么多粮食,但是要上缴那么多粮食。于是,出现了饥荒。

  以“信阳事件”为代表,许多地方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。

  当地领导,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和信阳书记路宪文,先是吹牛皮,然后是冷血征粮,后是隐瞒灾情,导致当地大批人口饿死。中央知道以后,吴芝圃逮捕路宪文,把责任全部推给路宪文,试图杀人灭口。毛泽东批示,救了路宪文一命。

  这两位在改革开放以后,被平反。

  同样有类似劣迹的省委书记,没有被深究。没有被深究的原因,大约是怕他们利用饥民动乱。中国历史上,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。

  赫鲁晓夫趁机落井下石,一夜之间撤走专家。大量工程停工、半停工,大批企业瘫痪,国内工业几乎停摆。

  这个过程很惨烈。分析起来,原因是综合的。有领导层决策失误,缺乏经验,盲目乐观,有工业化发展的路线之争,有苏联背信弃义,有干部集团官僚主义严重,付出代价的是劳动者。

  今天的人,理解不了什么叫资本的积累。当时的中国,主要产业是农业,只有锄头,大牲畜很少,主要产品就是亩产100公斤的粮食,人均耕地面积世界倒数,被强敌环伺。这样的国家,20多年的时间里,成为世界强国,几乎是开了挂的事情。后人却觉得是轻而易举,理所当然的。

  今人从上帝的视角看,当时有若干避免灾难的机会,但是如果关闭上帝视角,置身其中,则未必能做出更高明的决策。

  工业化的唯一理由,就是在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,不这样做会更糟——自己不搞工业化,就会被别人杀戮、劫掠,为别人提供资本,使别人的工业化减轻痛苦。

  工业化英国跑的时候,中国没跑,结果被打进来。日本跑的时候,中国跑慢了一步,结果被虐50年。到毛泽东的时代,难道还有时间慢悠悠的闲庭信步吗?斯大林说,不搞工业化,我们就会被毁灭!他说的一点没错。如果苏联稍微慢一点,就被纳粹种族灭绝了。

  这样艰苦的历程,经历一次就够了,千万不要再经历了。不过,如果发生了类似前苏联解体时的去工业化,那么将来还要再受一遍这样的罪。

  以上内容来自点滴积累,并不全面,不排除随着档案解密,有新的内容增加进来。

  附: 党内通信 (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)

  省级、地级、县级、社级、队级、小队级的同志们:

 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,都是关于农业的。

  第一个问题,包产问题。南方正在插秧,北方也在春耕。包产一定要落实。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。不管这些,只管现实可能性。例如,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,今年能增产一百斤、二百斤,也就很好了。吹上八百斤、一千斤、一千二百斤,甚至更多,吹牛而已,实在办不到,有何益处呢?又例如,去年亩产五百斤的,今年增加二百斤、三百斤,也就算成绩很大了。再增上去,就一般说,不可能的。

  第二个问题,密植问题。不可太稀,不可太密。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,一个劲儿要密。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。不对。老农怀疑,中年人也有怀疑的。这三种人开一个会,得出一个适当密度,那就好了。既然要包产,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、生产小队商量决定。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,不但无用,而且害人不浅。因此,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。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,不当作命令下达,只给下面参考。此外,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以何为好,积累经验,根据因气候不同,因地点不同,因土、肥、水、种等条件不同,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,因田间管理水平高低不同,做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,几年之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,那就好了。

  第三个问题,节约粮食问题。要十分抓紧,按人定量,忙时多吃,闲时少吃,忙时吃干,闲时半干半稀,杂以番薯、青菜、萝卜、瓜豆、芋头之类。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。每年一定要把收割、保管、吃用三件事(收、管、吃)抓得很紧很紧,而且要抓得及时。机不可失,时不再来。一定要有储备粮,年年储一点,逐年增多。经过十年八年奋斗,粮食问题可能解决。在十年内,一切大话、高调,切不可讲,讲就是十分危险的。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,吃饭是第一件大事。

  第四个问题,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。少种、高产、多收的计划,是一个远景计划,是可能的,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,也不能大部实行。十年以内,只能看情况逐步实行。三年以内,大部不可行。三年以内,要力争多种。目前几年的方针是: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(高额丰产田)同时实行。

  第五个问题,机械化问题。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,要有十年时间。四年以内小解决,七年以内中解决,十年以内大解决。今年、明年、后年、大后年这四年内,主要依靠改良农具、半机械化农具。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,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,搜集全省、全地、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,加以比较,加以试验,加以改进,试制新式农具。试制成功,在田里实验,确实有效,然后才能成批制造,加以推广。提到机械化,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,必须包括在内。逐年增加化学肥料,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。

  第六个问题,讲真话问题。包产能包多少,就讲能包多少,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。收获多少,就讲多少,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。对各项增产措施,对实行八字宪法[1],每项都不可讲假话。老实人,敢讲真话的人,归根到底,于人民事业有利,于自己也不吃亏。爱讲假话的人,一害人民,二害自己,总是吃亏。应当说,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。上面“一吹二压三许愿”,使下面很难办。因此,干劲一定要有,假话一定不可讲。

  以上六件事,请同志们研究,可以提出不同意见,以求得真理为目的。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。一年一年积累经验,再过十年,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,在某种程度上,我们就有自由了。什么叫自由?自由是必然的认识。

 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,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,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,达到增产的目的。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,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,我变为保守主义者,那就谢天谢地,不胜光荣之至。

  毛泽东

 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

 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《毛泽东著作选读》下册刊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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